普通帝国的制度与近代制度虽然有歧异，但心术上不是完全相反，秦制帝国则是完全相反配资平台正规，所以近代转型特别艰难，而转型的迟缓又会错失适合转型的时机，变得更加艰难。
文/桓大司马
大司马最近比较忙，本文没有工夫写到面面俱到，仅列一些显而易见的特征，介绍给大家知道，也希望与大家探讨。
咱们且不讨论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政体，主要看一下秦制帝国跟中东帝国、印度帝国、草原帝国有什么区别。大司马认为，秦制是极端君主制，其他帝国是一般君主制。
展开剩余92%“大秦帝国”带来的变异
在大司马看来，君主制在总体上虽然不如民主制，但并非十恶不赦，在某些方面有其优点，可以与民主制度互补。
比如美国的制度，就是君主制（一个人的统治）、贵族制（少数人的统治）、民主制（多数人的统治）的结合，在当年美国国父们的制度设计中，美国总统权力很大，就是为了其体制拥有君主制所具备的集中事权、提供象征的优势。
但秦制或曰极端君主制，连一般君主制的这些优点也不具备，更不用比希腊、罗马了。
两种君主制之区别
在比较之前，大司马先提出分析框架。君主制总体上是集权的，但是集权分三个维度，分别是政府集社会之权、中央集地方之权、君主集朝廷之权。这三者，对于国家建设来说本来是部分需要的，但是君主制普遍超过了应有的限度。
不过，同是君主制，这三个维度其他帝国一般有一项比较强就很了不起了，秦制帝国是三项都强，虽然各朝代含秦量会有些区别，但是总体如此。
比如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集朝廷之权”是很强的，波斯皇帝在朝堂上可以予取予夺，连带太监、管家都很强势；但“中央集地方之权”几乎没有，除了派总督保证地方给自己提供议定的贡赋和出兵助战外，对地方自治几无干涉；“政府集社会之权”也很弱，各种社会共同体很发达，帝国对社会的触角非常有限，像秦制帝国那样随意下令“征发民间私马”、突然增加税种且长期化，这些事情波斯帝国根本做不到。
为了便于比较，大司马在此列出表格，供大家参考。在三个集权维度之外，表格中还增加了一栏“君主的宗教地位”。“君主的宗教地位”能让制度更加稳定，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比如日本天皇宗教地位极强，在日本近代社会向好转型、激烈变动的情况下，就发挥了比较好的稳定器的作用，而清朝皇帝侵夺道统之后成为皇帝兼教主，不再被儒生监督，则让本来窒息的制度更加窒息。
解释一下这个表格：
①印度本土帝国，指突厥-蒙古征服之前的孔雀帝国、笈多帝国等印度教、佛教帝国；②希腊化帝国，指带来内亚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帝国及其遗产，包括马其顿帝国、塞琉古帝国、托勒密帝国；③罗马帝国元首制到戴克里先结束，之后是君主制时代；④阿拉伯地方王朝指阿拔斯王朝对地方失控后出现的塔希尔王朝、萨曼王朝、萨法尔王朝、布韦希王朝，以及哈里发主动分封的军事包税人，如伊德里斯王朝、图伦王朝等；⑤欧洲蛮族王国和中世纪欧洲王国，暂以英法百年战争为界分期；⑥蒙古帝国指元朝之外的几个的汗国，不包括元朝，元朝在集权方面的进展要更进一步。
“政府集社会之权”体现社会自生组织对帝国权力的抗拒程度。社会自生组织包括豪族、工会、商业同盟等，如果没有或虽有但被帝国深度改造，“政府集社会之权”就显示为强。比如欧洲的手工业行会是保护手工业者免遭政治权力蹂躏的，而秦制帝国的行会是帮朝廷派任务的，所以虽有“行会”却被帝国深度改造过，约等于没有。
“中央集地方之权”体现地方自治度的高低。
“君主集朝廷之权”体系朝廷议事规则中，合议制的成分强弱，以及君主是否能够随意虐杀或者凌辱大臣。比如欧洲蛮族王国，国王行事不合贵族的意，大家就一起把国王砍了，这就是很弱。秦制皇帝把人砍了人还要谢主隆恩，杀而且辱，就是很强。
“君主的宗教地位”这一栏多解释两句。
“强”是指君主是沟通宇宙和人世的枢纽，君主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宇宙秩序，君主的宗教作用不可替代，一般是萨满式的君主，比如埃及法老、印加皇帝、日本天皇自己就是神，秦制天子是神的儿子，如果没有宇宙就会崩塌、世界就会毁灭，是真正的没了他我们都会死，这就很强。
“中”是指有宗教身份，但不是不可替代，或者神圣性不高。比如希腊化帝国的皇帝、罗马帝国君主制时期的皇帝都是神，但他们的地位只相当于万神殿的万神之一，而且一般要死了才封神，所以神圣性并不高；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意思是“信士的指挥官”，虽然也有一定神圣性，但没有改动《古兰经》的权力，也不是不可替代的神，所以神圣性也只中等，兼任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同理；波斯的萨珊王朝、萨法维王朝国君本身出自祆教祭司家族或伊斯兰苏菲教团家族，有祭司身份，同时充当祭司们的首领，但祭司不是神，并非不可替代，所以也是中等，阿兹特克、印度本土帝国同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有“同使徒”的身份，凭此身份可以深度干涉基督教事务，沙俄虽然名目不同但继承了这套玩法，也是中等。
评定为“弱”的，没有宗教身份，或虽有但没什么神圣性。比如两河城邦的国王，本身很多是商人篡夺了祭司的行政权力，虽然他们拼命想让自己身份神圣化，但最多也就达到“神的仆人”的地步，离祭司都还有距离，别说神了；再如西欧基督教君主，因为在基督教教义里君主、贵族、平民在耶和华面前全是罪人，所以君主难以多神圣，同时还有教宗压制国王的神圣性，不会轻易让国王具备“罗马帝国-东正教”传统中神圣的“使徒”身份。
这个表格只是一个粗略的示意表，主要凸显秦制帝国的特殊之处，而且只是对一个帝国长时段的粗略评价而不涉及其不同时期的差别，问题应该不少，欢迎大家讨论。
总体上看，这个表格里面，一个“强”不一定很恶性，两个“强”就比较混蛋了，三个“强”是妥妥的王八蛋，四个“强”……请自行想象。
秦制帝国独有的特点
我们可以看见，秦制帝国在集权三维度中每一个维度都是强的，量变产生质变，最终会导致其呈现跟普通帝国很不一样的面貌。要讲清楚过程同样需要一本书，这里可以粗略谈几个特征：
1
最根本的特征，是普通帝国中有较独立的社会共同体，比如封建贵族、行会、商业城邦等。而秦制帝国没有，无论是两汉豪族、六朝门阀、隋唐藩镇、宋明望族，都需要朝廷官职来维持和保护，失去这层保护伞就会被群起而攻之，很快没落。
皇帝可能暂时敌不过你，但最终能用大义名分把你的共同体瓦解，同时也瓦解你的美德和人性，所以秦制帝国的社会共同体力量很弱，且不独立，必须依附于皇权。
可以说，希腊罗马是平民贵族都有力量，普通帝国是平民无力量贵族有力量，秦制帝国是除皇帝外，平民贵族都无力量。
依附于皇权，就意味着各社会共同体无法以独立的姿态加入博弈，组成共和性质的国家（君主国也可以带有共和性质），而只能通过争相讨好皇权（包括皇帝、宗室、太监、佞幸、后妃等所有皇权集团的成员）来获利踩别人。
这就形成了一系列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2
首先是没有法律。
只有通过社会力量博弈，才能产生兼顾各团体利益的法律，秦制帝国没有独立的社会力量，自然就形成不了博弈而成的法律，只有皇帝规定的刑律，刑律理论上可以由皇帝随意定，实际上是把皇帝想要的行政规定用重刑（包括肉刑和罚款）落实到平民的生活之中，或者说军管日常化（秦法的重要源头是墨家的战时军管体系）。
即便日后儒教通过官方宗教的地位，对这种极端做法有所回拨，但皇帝仍然可以随意绕开法律，发起为实现君主意图公然无视法律的“诏狱”，或者用“内降”来绕开政府法令封官抢钱，甚至像宋朝，皇帝的敕令可以成为新法律。
3
其次是不代表国民（包括贵族和平民）的利益。
古老的伦理中主张“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人民立国君，是为了增加祭祀和战斗的效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而愿意上交部分权利由国君来统筹。要是国君不能带来风调雨顺，按上古巫教的观念还要把国王宰了另立新王。但是一旦秦制落地，皇帝权力顶格，可以不用介意国民利益。
比如草原帝国或者一般帝国发动战争是为了抢劫别国，给人民好处，从而让统治更加稳固，所以他们的平民在战争中能发财，战斗力很强，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就是这样崛起的；秦制帝国发动战争是为了避免周边有强国让人民可以跑路，妨碍自己虐民，如果敌国不妨碍甚至还帮自己虐民，那即使打得过也可以送钱、称臣，比如赵构，解决藩镇优先于光复中原。
又如中东帝国、草原帝国的包税人制度，包税人只要上交申报的税额，怎么赚钱帝国是不问也不限制的。秦制帝国的包税人则是啬夫、里长、粮长之类的富民，这些人为政府提供服务（很多时候是效率低下的非货币服务），但是是无偿的，而且皇帝也不想看到你赚钱，会给你的经营设立重重限制，甚至还会在你当包税人服务时致力于把你入罪，没收家产。因为秦制帝国既不代表贫民利益也不代表富民利益，一般帝国多会代表富民利益。
4
还有就是因为与全民（包括贵族和平民）为敌，合法性很弱，很容易倒台，秦制帝国施政时最注重的是自身的生存，而不是行政效率。
比如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就是让不同的宗教团体自治，宗教首领给帝国交税并且保证不与帝国为敌即可。秦制帝国害怕社会自治，必须把老百姓编制成编户齐民直接统治，而且害怕民间自生组织，想尽办法予以拆解，比如用什伍连坐和鼓励告密的制度，来瓦解氏族乃至父子、夫妻的互信。
从实效上来说，奥斯曼帝国从自治社团那里收100块钱，因为社团内部合作程度高，以及较为拥戴首领，最后整个社团的征税成本和行政损耗（包括贪腐、内耗）可能也就20块钱，奥斯曼苏丹从民间收100块钱，民间只要付出120块钱就完事了；反过来，秦制帝国从编户齐民那里收100块钱，暴力征税和贪腐损耗可能要花掉1000块，秦制帝国从民间收100块钱，民间要付出1100块才算完。（这个数字只是随意估计的，不必细抠，大体原理如此）
所以，为什么秦制帝国从民间汲取如此残酷，看起来却没有奥斯曼苏丹或者欧洲国王富裕？就是因为汲取效率太低的缘故，而效率低是因为在秦制帝国看来，肢解民间比赚钱要优先，保证前者的前提下才考虑后者的效率。有些朋友去过冬宫和凡尔赛宫以后，甚至会觉得住紫禁城的明清皇帝很可怜（其实明清皇帝喜欢住西山园林，不喜欢住紫禁城）。不过，即使效率低，因为人口基数也够用了。
为什么别的帝国人口更少但宫室更富丽
因为社会更富裕能收更多税
5
因为权力极大，没有人敢督促秦制皇帝完成宗教义务，秦制皇帝可以尽情享受宗教神权而不履行宗教义务，其他帝国如果君主的宗教地位不高，自然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宗教地位高，则需要履行繁重的宗教义务。
比如埃及国王（后期才称法老），经常要去尼罗河旁边撸管来促进庄稼生长，每30年还要沿着尼罗河跑一次大致相当于马拉松的跑步，第五王朝有个国王活到90多岁实在跑不动了，大家觉得他不再能代表神，王朝就崩溃了；
古代的日本天皇每天有非常繁重的宗教祭祀任务，只有很少的时间能够处理政事，政务方面必须要帮手，于是摄关政治（外戚掌权）、院厅政治（上皇掌权）、幕府政治（武士掌权）相继兴起，天皇实权逐渐下降，最后变成吉祥物。
美洲早期的萨满神王，在典礼中要用鱼骨刺穿自己的舌头和阴茎，然后用绳子传过去，以促进天地沟通，促进庄稼生长。
而秦制皇帝不需要。只需要出席有限几次祭祀即可，不想去还可以派大臣代劳；再就是数量有限的象征性的礼仪比如籍田礼，但也不需要付出多少心力。
当然，什么事都不是只有好处的，皇帝这样惬意的后果就是民众并不真心崇敬皇帝，只是崇拜权力而已，所以才会有“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这样的话。而其他帝国，民众多少还是尊崇皇帝这个身份的。
6
以上几个特点互相组合，随着时间发酵，还会产生其他恶果。
一是帝国的力量会越来越涣散。
希腊罗马是“不集中力量也能办大事”，罗马共和国能够在没有军队、几乎没有政府的状态下统一地中海，就是明证；一般帝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秦制帝国因为生存优先于效率，很多时候无法“集中力量”，或者本来可以养兵300万，因为效率低下却只能养30万，集中的力量显示不出体量优势，这就是为什么近亿人口的明朝会被十几万人的满清征服的原因；王朝初期在秦制落实之前动员力会比较强，但因为皇帝不代表国民的利益，又可能出现“集中力量办坏事”的情况，比如朱元璋摧毁社会。
二是社会共同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弱。
没有共同体的原子化的人，是末人或曰费拉（注：这个词跟某仵作无关，是阿拉伯人称呼埃及农民的词，被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拿来说明问题）。末人被蹂躏日久，缺乏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能力，会产生很多可怕的变异，比如缺乏“食色”之外的任何超越性追求、缺乏抗暴的能力、热衷于互害、仇视一切高尚和优雅（其实质是复杂）的事物、缺乏复杂的思维能力等等。这反过来又会促进秦制的发展和巩固，陷入长期的恶性循环。
中国文明的伟大之处
按上面的描述，秦制帝国应该一无是处才是，不可能有文明的进展，为什么古代中国又颇有成就呢？因为儒教和佛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秦制的消极影响，道教也有类似的作用但小一些。
下面再贴一个秦制帝国不同王朝含秦量区别的表格，这个表格里面的强、中、弱跟上面那个世界帝国的表格不能划等号，在这个表格里即使是“弱”，在世界帝国里至少也是“强”的程度。
这仍然是一个很粗糙的示意表，有不同意见欢迎讨论。真要弄得非常精确几乎不可能，至少也要写一本书才能弄个七七八八。
汉朝，儒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虽然此时的儒教已经被法家污染，董仲舒在理念建设方面对秦制皇帝做了不少妥协，但还是留了一些培育社会元气的暗门。
当时，儒生做地方官，虽然无法改变秦法，但会有意的搁置秦法不行，“镇静为政”，尽力推行类似“小政府”的自由放任理念。豪族就这样避免被周期性的收割，生长起来，庇护更多活不下去逃离朝廷控制的编户齐民，最终有力量跟皇帝博弈，让汉元帝废除了周期性折腾豪族的迁豪政策。
董仲舒留的这些暗门在汉元帝以后得以逐步发挥作用，到东汉发酵成豪族社会，经济文化民生都有明显提升。
两晋南北朝，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悲田制度，显著地提升了社会福利；佛寺又利用自己的免税特权，庇护了诸多活不下去逃离朝廷控制的编户齐民，让他们至少活得下去；佛教的慈悲观念，也让利用佛教建设意识形态的君主不得不关注民生疾苦；佛教也带来了大量希腊、印度、波斯、犹太、粟特的文明成果，从多个方面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品质。
可惜，儒教和佛教带来的可喜变化，都被北魏及其精神后继者关陇集团在历次屠杀士族和灭佛中扭曲了方向。
中国文化的骄傲在夫子，在世尊，在老君
唯独不在秦皇汉武
宋代统治的合法性表述是”立纪纲，召和气“，”立纪纲“是指在政治方面的集权，这其中既有皇帝的私心，又有惩于五代乱局的不得已之处，”召和气“则是试图用儒教信仰来调和阴阳二气，具体表现是社会经济层面国家大范围退出，交给民间经营（虽然王安石之后又收紧了）。
另外，宋朝比较重商，用税收大范围替代力役，虽然苛捐杂税很多，但徭役、兵役也基本上免了，余下的差役虽然也是暴政，但针对的是富人，而不是像汉唐那样针对全民。宋代的这种”赋重役轻“的汲取方式，比汉唐要健康，人民负担要轻些，但最终被王安石变法、滥发纸币、对外战争（包括主动与被动）给消解。
汉儒的政治儒学和宋儒的生活儒学在不同方向发ghbmt.cn|.vri3k.cn|.jpfb0.cn|.挥积极作用。宋儒注重培养乡土共同体，主张用宗祠、先贤祠来团结乡人，设立义仓、义学来振兴宗族，宗族也会自行设立乡约自治，以免官府的予取予求，都有益于社会元气的培育。不过在政治伦理上宋儒把忠君视为天理，再无孟子”诛一夫“的精神，属于理论塌方，其消极影响最终也会通过政治传导到日常生活之中。
元代社会管控上比宋代更少，亚欧陆地、海洋商路基本上都处于元朝和蒙古几大汗国的统治之下，这些汗国深知商业的重要性，交战也不断商路，所以元代比宋代更加富裕，社会思想也比较自由。
不过，宋元两代的重商倾向被朱元璋费九牛二虎之力摧毁了，明清两代成为西汉式的村逼帝国，彻底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总体上来说，从东汉、东晋南朝、唐宋元，是古代中国较好的时期，秦西汉、明清是较恶劣的时期。对应到文明进展上也是这样，秦、西汉的雕塑、绘画、文学、哲学、音乐等各方面文明成就很低，明清虽有一些成就但主要是因为可以吃唐宋时代的老本，开创性几乎没有。
儒释道这些健康力量，部分抵消了秦制之恶，让中国文明有了一些生机，但秦制帝国迫使任何社会力量都只能依附于自己，这些健康力量因为不够独立，只能缓解秦制之恶，而无力突破秦制，再开新局。
普通帝国的制度与近代制度虽然有歧异，但心术上不是完全相反，秦制帝国则是完全相反，所以近代转型特别艰难，而转型的迟缓又会错失适合转型的时机，等到邻国日俄崛起以后变得更加艰难。
班布尔汗兄建议可以拿两个样本来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我们讨论之后，觉得比较秦的波斯萨法维王朝跟极其秦的明朝可以作为样本进行比较。两者时代相近配资平台正规，也有蓄意宰割社会的雄主（阿拔斯一世、朱元璋），但两者仍有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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